年庚子，张之洞曾谋划迁都湖北荆门州，把使馆区设在沙市。当时正值慈禧西逃期间，列强逼迫太后回京谈判，张之洞坚决反对，提出在湖北营建新首都，以此摆脱沙俄对中国首都的威胁，他把这个构思称为“万年大局”。随着年冬慈禧回銮北京，这一深谋远虑遂化为泡影。张之洞与英军军官合影甲午以后的设立陪都问题中国国家形成甚早，有关建都、迁都、设立陪都的学说繁多，各有精辟与不足之处，若一一加以罗列，未免累赘，此处仅以甲午为起点作简单回顾。“帝党”中坚文廷式是珍妃兄长志锐挚友，年榜眼，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，年被慈禧下令革职永不叙用，驱逐回籍。他在《闻尘偶记》一书中写道：当甲午战败，湖广总督张之洞、礼部侍郎李文田，都主张“西狩”，即帝后及中枢机构离开北京向西迁移；沈曾植、蒯光典两人则主张“暂避襄阳”。“中央”迁入内地，可避免在日军威胁下签订城下之盟，可领导全国军民继续抗战，日本国力有限难以长期支撑，有望“以战逼和”。这些建议有着很强的合理性，当时若能加以实施，或可避免《马关条约》的割地赔款，至少赔款金额不会达到2亿元之巨。听闻迁都消息，“内城旗人凶惧”，尚书孙家鼐写信给李文田说：“勿奏请迁都，若倡迁议，必有奇祸。”李文田是晚清重要的地理学家，当时正在研究历代迁都得失，准备上疏建言，听到孙家鼐的忠告，马上收手。“帝党”中坚文廷式为什么仅仅是提出迁都建议就有“奇祸”？一方面，是“内城旗人”坚决反对，一旦帝后及中枢机构内迁，北京城可能落入敌手，满人安稳、悠闲的生活即无法维持，逃难者颠沛流离，留下的可能无以为生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慈禧太后本人不想走，她要在京城热热闹闹地操办六十大寿。据称，太后曾对御前诸臣说：“今日令吾不欢者，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。”慈禧极端自私决策下签订的《马关条约》，让西方列强认识到清廷对外的“让步政策”，派出军舰来华炫耀武力即有所得，遂有年德国强占胶州湾、沙俄强占旅顺，年法国强租广州湾、英国强租威海卫及展拓香港界址。面对这场“瓜分狂潮”，朝中有识之士提出各种建立陪都方案。学者王宏斌曾写成《关于八国联军入侵前后清廷兴建陪都问题之考察》一文，对各种方案都作了考察。左庶子戴鸿慈认为，自五口通商以来，京津无险可守，主张在西安增设陪都，四川学政瞿鸿禨也赞成此说。给事中洪良品则主张把陪都建在太原。十分有趣的是，年慈禧西逃，正是先到太原，而后继续西行抵达西安驻跸。山东巡抚张汝梅，对列强在沿海争夺势力范围有切肤之痛，提出“洛阳居天下之中，四塞险固，……土厚水深，沃野千里。其地背河面洛，水道通畅，挽东飞刍，转输甚便。居中制外，诚为天府奥区”，建议在洛阳建设陪都。在多次陈请后，光绪帝接见了张汝梅有所咨询。戊戌政变后，张汝梅再次向太后建言，提出严重警告：“今京师水陆两途均无可恃，履霜有渐，固无异积薪、伏弩之危也。及今图之，尚未为晚。若再迁延，后恐无及。”应该说，张汝梅所选地点未必最佳，但他对列强再次入侵的预见则十分准确。经过一段时间犹豫后，慈禧终于采纳了张汝梅的方案，于年3-5月五次召见河南巡抚裕长，“欲汝等藉修万寿宫为名，踏勘地基，修建行宫一所，预备临幸。”裕长回到开封后，迅速责成河南府知府文悌组织前期勘查工作。由于担心人们误以为“迁都”而动摇人心，整个准备工作打着修建临时行宫的名义进行。到年1月12日，文悌班子绘制出六幅地图，并擅写图说一扣，由裕长上奏朝廷，太后似乎没有作出进一步指示，整个洛阳陪都计划拖了下来。文悌还写成《拟建都洛阳知府文悌查勘经过覆禀》一卷。《覆禀》封面列强逼迫慈禧“回銮”年发生庚子事变，联军入京，8月15日慈禧挟光绪帝西逃，9月10日抵达太原，发现电报线路不通难以处理政务，遂继续西行，于10月26日抵达西安。慈禧在逃难途中，先后任命庆亲王奕劻、两广总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，入京与联军谈判。慈禧从太原出发不久，列强即提出以“回銮”北京为开始谈判的条件，这一要求包藏祸心，目的是让慈禧在联军刺刀下答应各种屈辱条件。出于尽快恢复秩序的急躁心态，不少东南督抚包括铁路督办盛宣怀，也赞成施加压力阻止慈禧入陕、尽快回到北京主持谈判，这些“主流”主张事后看来不无偏颇。时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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